第三十章 伪满洲国

1931年，918事变之后，时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，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，共同拟定了一个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。在方案中他提出了关于建立满洲国的计划，希望通过扶植傀儡政府来控制东北。土肥原贤二把计划书上报给了军部，军务大臣南次郎大将对这份计划很欣赏。于是他就在御前会议上把计划上报给了内阁首相，希望内阁可以批准这个计划。首相犬养毅是政客出身，对关东军的冒险行为，感到了极其的不悦。再加上日本外务省对军部指责，他觉得这个计划还是暂时搁置的好。首相犬养毅的举动，引起了少壮派军官们的不满。军务大臣南次郎大将暗中煽动这些少壮派军官们，于是在1932年5月15日，少壮派军官们冲进首相官邸，杀死了正在家中休息的犬养毅首相。这场由少壮派军官们策划的刺杀行动，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。事件的策划和指挥者，陆军中尉古贺志清等数十名军官，成了这次事件的牺牲品。

尽管犬养毅在对外政策上，比前任首相要积极得多，但从根本上说仍未超出国际协调主意的框框。由于对国际关系顾虑重重，在日本是否应正式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上，犬养毅显得顾虑重重。当贫穷、饥饿的狂潮席卷日本的时候，失去土地的农民，街市里的泼皮无赖、生活日渐下降的市民以及贪欲似海的财阀，商贾富绅，在军国主义狂徒的煽动下，将矛头指向了犬养毅。当以恐怖活动来改造日本国体的逆流喧嚣尘上时，犬养毅依然无视这些军国主义狂徒，结果自食其果，被军国主义狂徒杀死在家里。此后，在日本，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军部的野心了，军部加紧了对内阁的控制。犬养毅死后，天皇委任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了首相，这让日本军部感到了心花怒放、恶胆突增，中国已经成了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头号目标。他们再次拿出了土肥原贤二的计划，报请斋藤首相批准。首相批准了军部的计划，并叮嘱军部尽快实施。于是身在奉天的板垣征四郎，收到了来自军部的最新命令，军部命令他迅速开展行动，在东北扶植傀儡政府。

其实在板垣征四郎上报计划的同时，就已经物色好了傀儡的人选，这个人就是躲在天津日租界区内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。土肥原贤二根本就没等军部的批复，就秘密的派人去天津，与溥仪取得了联系，希望末代皇帝溥仪能够与日军合作。同时土肥原还命令大汉奸熙洽，以满族遗老的身份，给远在天津的溥仪写了一封信。熙洽在信中写到：“恭请皇上回到祖宗的发祥地，复辟大清，救民于水火，在友邦支持下，先占据满洲，再图关内。”

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首席幕僚郑孝胥，认为这是个重温皇帝梦的机会，就开始了与日军代表进行了会谈。土肥原贤二没想到与溥仪的会谈会是如此的顺利，溥仪欣然接受了日军抛出的橄榄枝，同意出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。

193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，带着他的皇帝梦来到了东北，就任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官，年号定为了大同元年。那些前清朝廷的遗老遗少们，听到溥仪又重新成为皇帝的消息，纷纷的赶往东北，希望能在溥仪的手下，重温昔日的旧梦。1932年9月15日。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，联名签署了《日满议定书》。确定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，并在满洲国驻军担负满洲国的防务问题。此外还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、港湾、航路、航空线等。还规定日本军队所需的各种物资、设备由满洲国负责提供，日本有权开发矿山，日本人有权出任满洲国官吏，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。1934年3月1日，溥仪在新京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，改国号为大满洲帝国，年号定为康德元年。大满洲国以“王道乐土，五族协和”为建国方针，采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，下设国务院和伪满八大部。各部均由日本人担任次长，由这些次长来处理日常事务。根据日本人的要求，满洲国官方供奉日本神道教的天照大神，国家设有建国神庙和建国盅灵庙。承认日本神道教为满洲国的国教。

如今，东北已经陷入日军之手整整3年多了。可是国民政府除了表示抗议之外，再无其他的举措，更没有军事上的任何行动。国民政府的数十万中央军，依然在围剿着红军，根本就没有出兵东北的打算。等大满洲帝国建立的消息传来，国民政府也只是发表了一篇声明，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。并声明东北为中华民国的领土，国民政府将不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。国联也于6月6日发表声明，宣布伪满洲国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的傀儡政府，国联将不与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，国联将不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。可是苏联政府确在1934年6月14日，与日本签定了《苏日中立条约》。条约中规定：苏联与日本互相承认、尊重，并保证互不侵犯。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，同样日本也承认蒙古国的合法地位。苏日结盟的消息一经传出，立刻就引来了全国民众的愤怒，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。

自伪满洲国成立后，国民政府就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与承认其合法地位。德国作为作为国民政府的合作国之一，自然是国民政府极力争取的对象。德国政府对伪满洲国的态度，一直受到国民政府的关注。1934年7月3日，德国政府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，不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。德国政府的表态，让国民政府多少挽回了一些面子。但国民政府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，许多亲日派在私下里与日本保持着联系，使政府内部对日妥协的气氛越来越浓。自1933年《塘沽协定》签定后，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日趋妥协，授意国民政府外交部与日本人控制下的伪满洲国，签定了通邮，通航的协定。时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邵远冲颇为恼怒，用辞职来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。后经汪精卫的调节，邵元冲才收回了辞职报告，称病回家养老。

1934年8月，伪满政府公然在长城划界，在长城各隘口上树立界碑。这一行动激起了华北民众的强烈反对，愤怒的民众与伪满政府的划界人员发生了冲突。日军以此为借口，再次向华北增兵，使华北局势变得更加的紧张。8月底土肥原贤二被调到了华北驻屯军，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。他一到任就极力拉拢那些已经下野的北洋军阀们，成立了所谓的“北洋派大同盟”，试图打乱华北的政局，为日本势力深入华北创造条件。他先后游说段祺瑞、吴佩孚等人，希望他们加入“北洋派大同盟”。可是他在天津拉拢吴佩孚时，遭到了吴佩孚的拒绝。便去拉拢孙传芳，孙传芳为此特意召开了记者招待会，向与会记者揭露日本人的阴谋，声明坚决不会做日本人的走狗。62

从1935年开始，因为日军的兵力不足，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就采用“中日亲善”“中日经济提携”，这种经济上打开缺口的手段，力图把华北地区从南京政府的手中分离出来，成为受日本“指导下”的第二个“满洲国”。为此土肥原贤二拉拢大汉奸殷汝耕在华北通县，成立了“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”，公开打出了汉奸政府的旗号。南京国民政府一直通过决议，派何应钦北上华北，监督宋哲元捉拿大汉奸殷汝耕。针对南京国民政府抓捕命令，土肥原贤二向宋哲元发布了最后通牒，限令宋哲尽快实现华北自治。宋哲元思虑再三，他致电蒋介石，流露出实行“华北自治”的打算。他提出要“因势利导，慰民望，定民心之有效办法”，暗示蒋介石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，否则华北局势将难以控制。蒋介石还未作出正式答复时，全国的舆论就已经沸腾了。

大公报首先发表社论：以《勿自促国家分裂》为题，劝宋哲元“万勿自造分裂，勿违责民意，捏造自治。”宋哲元也不客气，立即下令查封大公报在平津两地的分社。第二天，天津教育界致电南京国民政府，要求政府“本主权统一，领土完整两原则，挽救国家于危难。”南京政府终于决定出来干预了，蒋介石下令给宋哲元，要求他放开言论，保障新闻自由，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公报记者。狡猾的宋哲元甩手不干了，他回了老家，把华北的烂摊子丢给了何应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