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秒钟后，所有人哄堂大笑，还有人别有用意地推攘他。他则显得说不出的冷漠，看也不看我一眼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又狠狠地吐出。

我说：“田璐？”

田璐飞快地瞄我一眼，把烟头狠狠地掐了扔掉，开口说话。那声音阴阳怪气，每一个字都扭曲着模仿我：“田璐啊？你可能忘记我了啊，可是我还知道你是谁啊～”

我便在起哄声中离开了。走过五十米，泪才流出来。

——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彻底的不能沟通。

1988年，我上小学二年级，走过长长的石板路去上学。石板路两边挤挤挨挨全是木结构的店铺和楼阁，歪歪斜斜地承载着世世代代沉重的生活细节和巨大的火灾隐患。平时五分钟就可走完这条路，逢集时，则需半个小时。

就在那样的半小时里，我随庞大的人流蚁行在这条狭窄的青石板街道上，走走停停。我太矮，便消失了。周围那些无意中低头看了我一眼的人，会不会稍作停留，幻想一下我长大后会有的模样……我消失了，人太多，挤得一步都不能移动。我左边的脸抵着一个坚硬的大竹篓。右边是卖耗子药的人，他高持一把十字形竹架，有一只尺把长的硕大无比的耗子在上面滴溜溜地爬来爬去，爬上爬下，却始终不敢往下跳。那时的我一点也不怕耗子，我长时间抬头看着，耗子的尾巴很长很长。后来，人群终于松动一些，我往前挪了几步，再一次停滞下来。卖耗子药的被挤开了，和我隔着两三个人。踮起脚尖努力看的话，还能看到耗子的长尾巴在人缝里晃动，然后就再也看不到了。

我暗暗握住挤在我前面那个高个子女人的长辫子，攥得紧紧的。四周全是人，越挤越紧，越挤越紧。我一点一点往下蹲。我消失了。说不出的安全。

过了很多年，有一次我醒来，对妈妈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梦。”她温柔地问我梦到了什么，这时才发现她不是我妈妈。于是我什么也不肯说。

见到妈妈是后来的事了。她冲进病房，撕心裂肺地哭喊，对每一个劝阻她的人拳打脚踢。让我很替她难为情。但是我冷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空空荡荡躺在白色的床上，牙齿抖得喀哒作响。

直到两个礼拜之后，我才明白自己伤势有多么严重。所有第一眼看到我的人都紧屏呼吸，眼里全是惊骇。我便要求妈妈给我一面镜子照照。反复请求了很多次，她才同意。镜子递过来时她非常不安，强作笑颜。

我在镜子里看到的情景……我永远也无法说出口……但是最后我对着镜子笑了。

——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承受灾难。

还是1988年，事故远未发生。我放学了，奔跑着冲下数百级青苔石阶，和同学黄燕燕一路追逐、打闹。

路过干杂店，店铺门口的麻袋里盛满金黄色的松香块。我们飞快地一人摸一小块，拔腿就跑。老板拿我们毫无办法。那毕竟只是小小的一块而已。而他还有那么多，整整两麻袋。

路过买水哨子的地摊，我们蹲在地上慢慢地看，有鸭子形状的，有花瓶形状的，堆了一地。摊主满怀希望地给我们作示范，教我们怎样把它吹响，希望我们能一人买走一个。

但是我们没有钱，便一人偷走一个。

那种口哨小小的，偷走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偷回家却玩不了多久，因为是蜡做的，很快就吹坏了。

后来妈妈从新疆回来看我，带我上街玩。路过水哨子地摊时，我也帮她偷了一只，离开地摊很远了才高兴地拿给她看。她神色大变，惊慌地说：“你，怎么能这样？!”此后一路上，她神情陌生而冷淡。

她是非常吃惊的，而我也为之着实吃了一惊。

之前我一直都知道“偷东西”是“不对”的，因为老师经常这么说。却不明白“不对”又到底为何物，以及界线问题。

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朦胧地懂得了什么叫“可耻”，明白了“可耻”和“羞愧”意味着什么。

仍然是1988年。仍然是妈妈回家看我的那些日子。妈妈问我想要什么，我说了很多很多，从煮鸡蛋的小锅子到陆战棋，从鲶鱼风筝到肉馅锅盔，还有排骨面、洗衣机、像章、大头针、大理石砚盒、香炉和高跟鞋。

但她笑着说：“不行，只能要一样。”

这实在令人苦恼。我挣扎了很久，逐一淘汰，最后就剩下了一条裙子。

她问：“什么样的裙子？”

于是我们出门。我带她在街市一角找到那条黄白两色相间的小花裙（之前和黄燕燕每天放学路过这里都会停下来对其指指点点一番），并眼睁睁看她掏钱将其买了下来。

——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美梦成真。

而在此之前——“你想要什么呢？”——这样的问题，我被问得太多了！大都是被黄燕燕问的，然后我就如数家珍地报出长长一串物什。

接下来轮到我来问她：“那你呢，你又想要什么？”

她想要的比我更多，甚至连水牛和楼房这样的庞然大物也能想到。

接下来我们就将各自的清单加以对比，互通有无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——是的，这只是个游戏。我们放了学总是不回家，长时间流连在百货公司里，两张脸紧贴在柜台玻璃上，一一看过去：“我想要这个！还有这个……”

——每节柜台里的商品，不管是三联收据单还是哑铃，十之都被我们攘于麾下，反正又不用真的花钱，只是“想”而已。“想”，能够很轻松盛放下无限的内容。相比之下，百货公司里的那点东西哪里能够！黄燕燕还想要仙女头上戴的珠花，我还想要能飞上天的飞行器呢。

那时候，我们所能拥有的东西，都是大人们安排好的。而这安排与我们自身的意愿毫无关系。比如说：某天大人突然拿出一个铅笔盒交给我们——真是令人一头雾水。虽然我们知道铅笔盒是用来装铅笔的，却实在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做。

而且，即使已经给我们了，也不能真正地属于我们。比如：某天我若擅自将铅笔盒送给黄燕燕的话，回家肯定会挨一顿打。
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——1988年，我第一次划清想象和现实的界线。而这只因为：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可以过我所希望的生活……这样的解释似乎说不通，但我确信的确如此。我的确发现了两者之间隐藏着的强大的联系物。1988年之后，我再也不是孩子了。

再跳到1992年，我小学毕业，那个暑期因为没有暑假作业而漫长无边。

黄燕燕搬家了。幸好在她搬家之前，我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。我一次次地跑去找她玩，站在她家阳台下喊她下楼。但她总是探出头来说她在学习，不能出来。

她和黄燕燕一点儿也不一样，她是我们学校老师的孩子，功课好，人漂亮，温柔又礼貌。我从不曾有过这样的朋友，便非常地为之光荣。

但是后来我忘记了她的名字。虽然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大声呼喊过这名字，使之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寂静空荡的校园里……我不停地喊，第一次发现没有人的校园，真的是一个人也没有。

我笔直地站在教师家属楼下，仰着头久久等待。所有的窗子都静悄悄的，窗台上的花也静得停止了生长。操场上的黄桷树更是静得像是印在照片上的一样。知了的鸣唱时强时弱，一阵一阵在头顶盘旋。烈日当头。她为什么不在家？

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，假想世界上的人全消失了，只剩下了我。又假想自己上学迟到了，所有人都在教室坐着。

后来我蹲在操场上拔了一会儿草，又趴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观察蚂蚁回家的路线。再后来我捉到了一只瘦小的蝈蝈，想到可以用来送给她，十分高兴。但是接着又捉到一只螳螂，就把蝈蝈放了。

我从衣角上拽下一截线头，系在螳螂肚子上。后来又捡了一张小纸片，也用线头缚在它身上。

笔则很难找，但最后居然还是捡到了，是一小截铅笔头。运气真是太好了。我用笔在纸上认真地写下她的名字，想了想，又在名字后添了个“的”字。

我口袋揣着螳螂，去阅报栏处看报纸。上面的报纸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更新了，校工也放假了。一切停止，这世界上的一切是我的。我自由自在地看报纸，看完这一面，转到那一面看，边看边努力地理解上面的意思。

所有报纸的所有内容全看完后，校园更加安静了，更加陈旧了。

我最后一次去教师家属楼下喊了几嗓子。把螳螂放在楼下天井里，拨正它背上系着的纸条，然后离开了校园。

从那以后我就忘记了她的名字。她的名字被一只螳螂负载身上，在世间流浪，不知现在成了什么模样。

我十二岁时爱上了邻居家的男孩。在小学的最后一次假期里，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跟踪他。

傍晚，他吃过饭就出门了。我跟着他走过闷热拥挤的街巷，出了北门外继续，一直走到环城路上。后来又经过城郊的绸缎厂、酒厂，经过一片又一片的稻田、油菜地、红苕地。又走上一条桑树夹生的田埂，走进一片阴暗的竹林，翻过一座长满马尾松的山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