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也像科学一样，被一把角色分工的卡尺卡得触类而不旁通了；或再比喻为超薄之刃，将原本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的文化，切成了一片片比鹿茸片还薄的薄片。

文化人士仿佛皆成了“片文化”的传承者和播讲者，自身也都薄得可

怜了。

是时代将人和书的关系变得如此这般的逼仄了。

然而，我认为，也有人自身的原因，就是太容易满足于那么一种狭窄又逼仄的关系了。而只要一满足，知识似乎还很够用，甚而自认为绰绰有余。

故我对从前年代的已然模糊在历史中的那样一些职业读书人的身影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投以仰慕崇敬又惭愧的目光……

九、这一种人之和书的关系，如我。一言以蔽之，属于杂读者。

以前我与书的关系，第一从阅读兴趣出发；第二基于习惯。偶尔也功利性的一读，但那一种时候极少。即使在我成为作家以后，功利性阅读的时候也是很少的。比如我决不会忽而某日心血来潮，试图现代一把，于是便找一本什么西方的现代派小说，认真研读，决意摹仿。我之从前的功利性阅读，也无非是当笔下将写到什么真人真事时，恐自己记忆有误，翻翻资料书，核实一下而已。

现在的我不一样了。自从调入大学以后，因备课需要，功利性阅读上升为我和书的第一关系了。既须读某些绝非兴趣使然的书，有时还得将某些概念、时间、人名抄在卡片上，更有时还要求自己背下来。

除了背诗，另外再背其他一切文字，对我都是厌烦透顶之事。

我虽喜欢读书，但功利性阅读，却不能带给我半点儿愉悦。尽管也使我增长了一些从前所忽略的知识，但那只不过是一些死的知识，并非我自己希望获得的知识。故即使获得了，也少有获得的满足。相比而言，倒是在兴趣阅读或纯粹习惯性的闲读时，我偶然所获的某些知识，更能使我思考。而不太能促使我思考的知识，我一向认为那应是别人所需要的，非我

所需。知识是因人而异才成为知识的。

在兴趣阅读和纯粹习惯性的闲读之间，现在我最惬意的是后一种阅读。因为以前挺感兴趣的一些书，现在竟不那么感兴趣了。比如推理性侦

探小说、探险小说、科幻小说等。现在依然还感兴趣的，只不过是具有史海钩沉一类属性的书了。在这一类书中，我又尤其偏好中国近当代内容的那些。因为我这一代人的头脑之中，曾被硬塞入，所以也就印下了许许多多不真的事实。如今这每令我恼火。多读点儿史海钩沉属性的书，有利于匡正假史伪实。我可不愿头脑中存留着种种的假史伪实死掉。我希望我死

之日，想要清楚想要明白的某些世事原委，比较的清楚，比较的明白。我承认，即使我之兴趣阅读，也是多少体现功利心的。

纯粹习惯性的闲读，使我所获颇多。

比如倘无闲读习惯，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，原来当年是张学良亲自下令处决了邵飘萍。

倘无闲读习惯，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，蔡元培还应毛泽东之恳请，到毛在湖南创办的文化学堂去演讲过。

倘无闲读习惯，我便肯定至今也不会知道，毛泽东在评价到我们民盟创史人之一张澜先生时曾说过“老臣谋国”的话。

闲读令我体会到，有时某书中的某几行字，确乎足以像钥匙一样，帮我们打开我们看待世事的另一扇门，使我们承认我们以前自以为清楚明白的了解，其实是很局限的。

十、某日下午，我在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公园里散步，见一位老先生坐在长椅上，戴副花镜，正微垂其首看着一本书。斯时四周清静，初夏温暖的阳光照在老先生身上，情形如画。想不到老人读着书的姿态也居然那么的美。

我忍不住走过去，坐于其旁，于是我和老先生之间有了如下对话——

“大爷，这会儿公园里真清静啊。”

“是啊。我经常这时候来，图的就是清静。这会儿空气更好，阳光也好。”

“大爷在读什么书啊？”

“《曹雪芹新传》，红学家周汝昌的新书。”

“您也是……研究‘红学’的？”

“哪里，我干了大半辈子理发的行当。从当学徒时就喜欢读书。现在退休十几年了，儿女都成家了，我没什么愁事儿了，更喜欢读闲书消磨时光了。”

“那您，对《红楼梦》和曹雪芹的身世特别感兴趣？”

“哪谈得上什么兴趣不兴趣的啊！随手从家里带出了这么一本嘛。读书好啊。读书使人健康长寿。”

“唔？”

“你不太信吧？我以前血压高，现在正常了。以前动不动就爱犯急，现在早不那样了。你说怪不怪？连记忆力都强多了。”

“唔？”

“读书这一件事，是越老越觉得有益的事儿。”

离开公园，回到家里，我竟巴不得自己快点儿老了。那么，我就再也不必为什么功利目的而阅读了。人眼被功利阅读所强占的时间太多太久，它对另外的书是会麻木的，它对读书这一件事是会生出叛逆的。真的，就我的体会来说，闲适之时的随意而读，才是对书的一种享受式阅读。而书之存在的必要，有一点那也肯定是为了向人类提供别样的安静享受的。阅

读其实也是我们享受安静的一种方式。一卷在手，何必非是名著？只要是有趣的书最起码是文字具有个性的书，当我们从容地读它的时候，时间对我们现代人之意识的侵略，就被读这一件事成功地抵御了。